大胆地说出“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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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希、朱苏进的《新三国》有个很著名的桥段，拍的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张飞率先出来骂阵，嘲讽吕布是“三姓家奴”。按照原著，吕布这时候就应该直接和张飞打起来了，毕竟“千古流芳莽撞人”。可在《新三国》里，吕布居然选择和张飞聊了起来，反问“我明明姓吕，你为什么说我是三姓家奴？”更诡异的是，一向脾气火爆的张飞此刻居然耐住了性子，原地解释了起来：“你本来姓吕，后来拜了丁原，现在跟了董卓，可不就是三姓家奴？！”
这到底是小孩斗嘴还是两军对垒？这个桥段也因此在播出后被疯狂群嘲，被视为“《新三国》太烂”的重要依据。
但最近几年，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错误。《新三国》虽然有原型，但终归是“独立的文学作品”。我们之所以认为“吕布和张飞在阵前讨论什么叫三姓家奴”这件事很荒诞，是因为我们认知里预装了《三国演义》的世界观，然后用这套预装的世界观去解读吕布和张飞的行为。而实际上在《新三国》的世界观里，黄巾起义只打了几十秒就被镇压，没有老百姓苦不堪言、流移失所的画面。而奉诏进京的董卓董太师慈祥温和，动不动就拉着献帝说“你可是老臣唯一的亲人”。
还有，在《新三国》里，董太师的立场又红又专。他之所以带兵入朝，公开声明的目的是为了“扩充中央军”来对抗黄巾之乱后全国涌现出来的各路军阀，法理上非常正义。对待吕布，《新三国》里的董太师更是一口一个“奉先儿”，今天想封他当“大将军”，明天想封他当“太子”，还总担心“贸然提拔会引起下面的人不服”。
总之，三国演义里的吕布当然会被“三姓家奴”直接激怒，谁叫两汉时期最重名望呢？可《新三国》里的吕布不可能遵循这样的逻辑。在新三国的世界里，吕布一定会认为自己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就是在“扶大厦之将倾”，就是会对“三姓家奴”这样的指责感到困惑和委屈。
我看这两天的俞浩就有点新三国里吕布的意思。
今天的俞浩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负面人物，他的所有行为都会得到负面解读。比如要求全员努力将“具身智能”的注意力焦点从宇树手里抢回来，比如要求全员创建自媒体账号并定下KPI，比如在一期短视频里告诉大家“只要能赚钱，面子无所谓”，无一例外都被解读为职场里或者中国创投文化里最糟糕的那一部分东西。兽爷的《清华天才“崩老头”》又把批评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上，把俞浩这几年一系列“做大”的行为解读为“崩老头”。理由是追觅近几年多出了200多个事业部（BU）、孵化出了无数个项目和独立公司，但大部分的资源都来自“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
在这套叙事里，就连追创创投都成为了“污点证人”。因为追创创投的操盘手雷鸣，曾经在华兴资本干过。筹备追创创投的时候，初始的几个资方又分别是厦门国资、绍兴百亿产业基金、三家绍兴当地的国资平台。这些信息堆叠在一起，想要暗示什么再明显不过了。
首先声明，我并不认为这些解读是错的。要知道追创创投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100亿，后来又水涨船高到了200亿。这还是2024年的数字。那段时间投中研究院出了份报告，说2024年新成立创投基金数量2275支，规模合计4005.5亿元，平均下来每只基金还不到2个亿。就连咱投中网总编辑董师傅，拉着当时正在组建基金的雷鸣录了一期播客，给的标题都叫《80后投资人要募110亿》。
对反直觉的奇观保持本能地警惕，之后再慢慢适应和接受，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可问题在于，这些讨论里好像没有“俞浩”本人啊。
我以前自己做自媒体，招过很多编辑。在面试的时候，我会设置一个固定的问题，“你是谁”。我知道很多人很烦这个问题，觉得没必要在“自我介绍”上过度纠结。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明确地知道自己是谁，成长于哪个地方、长期生活在哪个地方、哪一年开始工作、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路径、日常有哪些生活和消费习惯，才能知道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是什么，抛出来的观点才是真诚的，写出来的观点才是有血有肉的。
这个逻辑放在如今人们对俞浩的解读里也是一样的。“如何评价俞浩当下的行为”这件事当然很重要，但俞浩是谁、什么是追觅、追觅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些重要的命题显然也是严重缺乏讨论的。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如今我们的共识是商业文明是动态发展的，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市场运行方式和所谓的商业规则，那么我们如今对于俞浩的批评，有多少是来自于“多年前我们熟悉的商业规则”，又有多少是基于“当下真实的创投环境”出发的呢？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两件事：一个是重视自媒体层面的传播、把“舆论注意力”当做重要的资源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其次，在所有讨论里跳过的重要命题远不仅仅只有这些。比如什么是公司？人们为什么会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组织？组织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工具？还有，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大力参与创投？地方政府与产业资本合作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我去年曾经两次出差前往宜宾。从宜宾高铁站一出来，就是宜宾的高新科创岛，几个火炬式的高大建筑里藏着银河通用的训练中心，藏着跨维智能、深势科技。很多年轻人在这栋楼里遥控着机器人，一次又一次地让他们重复叠被子、叠衣服、拿矿泉水这些动作，直到有朝一日这些机器人表现出了足够的鲁棒性。回到成都之后我不止一次在想，如果没有创投这个工具，宜宾这座距离重庆和成都都有200公里以上距离、人口只有400多万、核心产业是酱香白酒，究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时代中呢？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理由留在宜宾呢？宜宾这座城市又可以依靠什么吸引盒马、万象城这些象征着“2020年代生活方式”的产物呢？完成了上述任务的宜宾，怎么就忽然在一些解读文章里，因为和产业方合作变成了“丑角”呢？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讨论、甚至没有讨论的过程，而是基于一些印象或者各种“学习”而来的经验而下结论，我认为这种批评就是“傲慢”的，是缺乏“自我”的。
更何况还有这么一个案例。今年2月龙虾爆火了之后，龙虾的创始人忽然发帖爆料说自己将正式加入OpenAI，将会把智能体带给所有人，并同时爆料称Meta的老板扎克伯格也尝试了邀请他加入。后来有报道称，OpenAI之所以赢下了这场人才争夺战，其实是因为奥特曼展示了一项内部尚未发布的绝密项目，这个项目大概率包含在那个著名的、总投资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的“星际之门”（Stargate）里——相比之下，扎克伯格失败的直接诱因之一，是他在两小时邀请电话里花了大部分时间用来争论“哪个代码编辑器”。
大胆地说出“自己想做的事”，哪怕这个愿景听起来很荒诞，这其实应该是一种美德、一种被我们向往的时代精神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解读为什么俞浩成了坏人。因为他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做，但他却把对TO G变成了一个标准化且高调的生意。
我知道不少人都在做国资的买卖，政府采购，落地换政策优惠，拿引导基金做招引返投，建孵化器换补贴和投资，但前提是他们都遵循一个原则——低调发财，这也符合国人做事的逻辑，闷声不响地把钱赚了。只有俞浩却把VC做成了一门"流量生意"。
坦白讲，在中国干VC，"做国资生意"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区别只在于你是把国资当客户，还是把国资当投资人；你是赚政府的钱，还是用国资的钱赚钱。
俞浩其实是找到了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最有效的商业模式，并且把它做到了极致。有些人会问，如果没有兽楼处的这篇报道，他可能会继续成功下去，甚至成为下一个商业传奇？
这我不知道，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贾跃亭身上，但我知道的是，很多人对贾跃亭还怀有一种可惜甚至是期待。如果乐视专心做消费电子，如果乐视不做乐视体育，如果贾跃亭能对财务把控更严谨些……但终归是没有如果。
2024年底，投中网总编辑董师傅曾经和追创创投（现天空工厂）负责人雷鸣有过一次访谈，当时追创创投刚宣布要募110亿，整个创投圈都在议论，我当时也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CVC访谈。
当时董师傅问了雷鸣一个挺尖锐的问题，“你作为一个PE投资人，投追觅其实证明不了你的投资能力，这事实际是你的个人资源或者叫时代红利促成的，是早期投资的逻辑。”
按董师傅的路子，他想听的是“学了一身本事，要出师了，发现时代过去了”的80后投资人，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他想听反时代的精神，但却得到了最具有时代精神的答案。
雷鸣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播客对谈里反复强调，“现在募资的大头是政府国资，诉求其实都是招引。”追创创投的逻辑是，先让业务团队去评估，落到哪个地方合适？选好相对最合适的地方，我们再去跟政府谈合作，配套拿些投资，拿投资时就把要落什么项目，怎么反投，基本明确了，“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正向过程”。
所以你看，其实俞浩和雷鸣一直在做这件事，市场也都在做这件事，只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做到这么高调，这么极致。
董师傅里写过一句话，“所有这些科学、学科的积累，全都变成了社会的沉没成本。你不能证明还能以此挣钱，那你的价值就是零。”俞浩只是拥抱了时代精神，拥抱了最有效、最效率的拿钱方式。在一个国资主导资源配置的市场里，招商引资就是最大的政治，能拿到钱就是成功，俞浩看似疯狂，但偏偏其实他的选择是最理性的选择。
兽楼处的这篇稿子，只是打断了俞浩一个人的正反馈循环，但它没有改变这个循环本身。就算没有俞浩没有天空工厂没有追创创投，大家在这个市场里赚钱的方式还是不会变，只是依旧像以前那样静悄悄而已。
当然，我们还是得相信，未来总是越来越好的。不信你看这几年呼吁反内卷，建立统一大市场，天使投资也允许亏损了，很多地方也逐渐取消了招引、返投、基金落地这些限制，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
作者 蒲凡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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